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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赟冰|恰似良将用兵

发布日期:2022-08-01 10:55    点击次数:142

《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》

宋杰著

中华书局

2020年3月出版

776页,198.00元

《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》

宋杰著中华书局2022年4月出版336页,48.00元━━━━

‍文︱张赟冰

战争是人类近乎永恒的话题,早在文明诞生以前,已经出现战争,而在可预见的未来,仍无法避免战争。战争也是人类社会的大事,文明之兴衰,政权之存续,亿兆黎民之命运,无不深受其影响。战争还是历史故事的核心素材,尽管稍有良知的人,都不该热衷于战争,但无可否认的是,战争中的那些英风豪气、奇计良谋,总能传诵千古,脍炙人口。中国历朝历代,汉末三国的战争故事尤其引人瞩目,早在唐代或已广泛流传民间,在今天更可谓家喻户晓。因此,研究战争,特别是汉末三国的战争,分析各方的攻守战略,探讨战略的利钝得失,以深究胜负之机、兴衰之理,不仅是古今众多史家共同聚焦的重要议题,而且是无数普通人也津津乐道的热点话题。

一个既有千百年深厚学术积累,又有千万人广泛社会参与的议题,乍看起来,早已“题无剩义”,其实不然。因为三国史的相关史料极其匮乏,对钩沉考索的文献解读能力要求很高,普通人未获专门训练,所论往往难得要领。至于专业的历史学者,虽然对这个议题多有研究,且不乏卓见,但一失于零散(以单篇论文为主),二失于简略(多纵论立国纲领和战略方针),导致许多关键问题依旧有待索解,部分成说亦稍嫌不够深入。直到几年前,宋杰先生《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》一书问世,才彻底改变这一局面。该书以空间为经,以时间为纬,以魏、蜀、吴三国政权为纲,以合肥、寿春、濡须、武昌、夏口、襄阳、江陵、夷陵、永安、汉中、祁山等军事要镇为目,对三国总体的攻防战略,以及相互间的历次重要战役,做出了系统、翔实、深入的研究。近期,宋先生又出版新著《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》,补充论述了前著未涉及或未遑详论的几个问题。合此二书,三国战争的风云面貌和内在机理,得以全景式呈现。

学术研究与行军用兵,看似文武分途,迥然不侔,但万事万物,实则多有相通之理。在我看来,宋氏“三国战争史”二书之精彩处,恰似良将用兵之高妙。故本文“请以战喻”,对这两部著作加以评介。为方便行文,本文称前著为“正编”,依据中华书局2020年版;称新著为“续编”,依据中华书局2022年版。

锁钥与纵深

以往战争史的一般写法,主要围绕战役展开,大抵依次论述其战前形势、战略部署、战役经过、战后格局,再按照时间先后排列历次战役,便成为一部战争史。与之相比,宋著二书最显著的特点,便是紧紧围绕兵争要地,将其作为主线索,串联起战争的各个方面。每个政权都有其统治的核心区域,即所谓“国之根本”,能够拱卫核心区域的险固关塞或交通枢纽,便是国之锁钥。凭据己方锁钥,可以保固险阻,攻取敌方锁钥,则可批亢捣虚,是故锁钥之地,即为兵争要地。凡用兵方略,无不首先关注锁钥;三国时期绝大部分的战争,也都是围绕锁钥的争夺而展开。既然如此,宋著以锁钥为主线,可谓抓住了战争史的要害,其长处十分明显。

以锁钥为主线,首先可以使对峙形势更加一目了然。自来所谓三国形势图,皆以线条表示疆界,仿佛三国是在数千里长的战线上,处处设防对垒,但实际上,三国都只是各守几处锁钥而已,其对峙形势乃点状的,而非线状的。再者,如宋著所言,三国时在江淮之间,以及襄阳与江陵之间,形成了广袤的弃地,很难说属于魏吴的哪一方。盖因魏以合肥、襄阳为锁钥,吴以江陵、濡须为锁钥,魏屡攻江陵、濡须而不克,吴数取合肥、襄阳而无果,但双方在此区域长期争战,对两地之间的民生经济造成极大破坏,且魏吴都不能长期控制两国锁钥的中间区域,也不愿让对方占据,所以时出抢掠,既为争夺人口,也为了使敌军进攻时野无所掠,以增加其补给难度,从而形成了“不居者各数百里”的无人地带。这是魏吴对峙形势的一个重要表现,但线状的疆界图完全无法反映。

对峙形势一旦明了,各方重兵所在便不言自明。结合史料所载,也能够更加合理地推测兵力配属。锁钥所在,重兵所驻,自然应该设置战区,战况紧急时或任命才干之士统驭,而平日则优先选择忠心可靠、资望卓著之人镇守,于是战区之分并,督帅之更易,进而战时将领之谐与不谐,援军之出与不出,也就都有章可循,易于论述和理解。

以锁钥为主线,各方的战略意图也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。一言以蔽之,无非是尽可能固守己方之锁钥,攻取敌方之锁钥。如此就很容易理解,何以曹操要“四越巢湖”,孔明要“六出祁山”(实际为两次),何以关羽围襄、樊而曹操便“议徙许都”,曹操破汉中而刘备即倾国以争。既然进攻的目标是锁钥之地,那么行军路线也就大致可以想见了。事实上,锁钥之所以成为锁钥,正是因其位于进攻敌方统治核心的必经之路上。三国时期,粮饷转馈以水运最为省便,而天下总体又是南北对峙格局,因此南北流向、河道通畅、流量充足稳定的河流,往往成为行军路线的优先选择。满足这些条件的水路,其实数量十分有限,所以三国大小数十次战役,行军路线却不外乎几个途径,由此形成的交战地点也就不过数四而已。

连环画《三国演义·走麦城》

宋著围绕锁钥,探其因,究其果,清晰简明地呈现出战争的全貌,恰如兵家占据锁钥,以达到控扼制要的效果一般。若将宋著比作战略构思,则其可谓是以锁钥为“锁钥”。

占据锁钥虽然很关键,但若没有纵深,锁钥亦不能守。建安十七年(212),曹操征令江滨郡县居民内移,反导致居民恐慌东渡,皖城遂成江北孤城,后来轻易即被孙权攻陷。而孙权攻占皖城后,却没有留重兵驻守此地,显然也是深知孤城不可守之理(正编1124-1126页)。反之,建立起纵深防御体系的要塞便很难被攻破,也不惧被攻破。例如合肥与江陵,虽然分别是魏、吴锁钥,但后期却削减了防守兵力,而将重兵屯于后方的寿春和乐乡(正编379-392、1402-1425页)。从防御的角度讲,两国的意图显然都是先以前线坚城挫敌锋锐,再以后方大军赶赴决战;此时即便敌军攻陷了要塞,己方援军也可以旋即夺回,若与敌相持,由于合肥与江陵地区饱经战乱,人烟稀少,敌军野无所掠,其粮饷转运距离和成本远高于己方,长久相持非其所利。

同样道理,学术著作应有主线和切入点,但也应尽量放宽视野,不能囿于一个狭隘的范围。宋著以历史地理学研究为基础,对地望、沿革、交通、政区等问题的考证,极为翔实,在顾祖禹、吴增仅、谢钟英、梁允麟诸家的基础上,时有新见提出。例如辨明濡须坞有两处(正编1075-1080页),考证孙吴武昌又称“东关”(正编1254-1272页),皆令人信服。然宋著绝不仅仅是一部军事地理学著作,而是将兵争要地的兴衰,时时置于三国战略全局的视野中加以考察。军事是政治的延续,因此宋著对三国时期的政局变迁和制度变更着墨甚多,譬如续编中以专篇讨论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(37-95页)。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,在三国时期,人口和粮食是国力最重要的基础,因此宋著论及攻守易势的战略变化时,十分重视联系经济因素,例如魏吴在扬州对峙,曹魏逐渐取得有利态势,宋著认为这主要源于邓艾在两淮地区开河渠、兴屯田的规划(正编613-622页)。以战为喻,这种丰富、全面的视角,即可谓宋著的“纵深”,从这个意义上讲,宋著不止以纵深为“纵深”。

庙算与决机

凡战,必先有庙算,即曹操所言:“选将、量敌,度地、料卒,远近、险易,计于庙堂也。”(《十一家注孙子》卷上《计篇》)通过庙算,分析天下形势,对比敌我力量,确定作战方略,决定将领人选,然后方可兴师动众。庙算对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,古今兵家无不重视庙算。《孙子兵法》曰:“多算胜,少算不胜,而况于无算乎?”可以说,很多战争的胜负,在战前即已明了。不过,战争的胜负终究需表现为战场的输赢,战场形势瞬息万变,非庙算所能一一逆料。即便能够算无遗策,也离不开将领的坚定贯彻和正确执行,所谓“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”。庙算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选将,恰恰证明将领临阵决机的关键作用。因此,庙算与决机,运筹帷幄与临敌应变,实相辅相成、不可偏废。

在历史学的论述中,那些相对宏观性、确定性、长期性的因素犹如庙算,那些相对具体性、偶然性、多变性的因素好似决机,想要深刻地理解和研究历史,对两种因素的把握同样不可偏废。然而,以往大部分战争史的内容,都过于偏重“庙算”而忽视“决机”,常以宏观视野讨论格局与形势,进而以后见之明指出胜负并非在战场见分晓,胜者实有必胜的理由,败者实有必败的根源,诸如“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”之类的话每每见于其结论之中。这些著述不乏洞见与卓识,但长此以往,却使战争史研究深陷决定论的思维,即过分强调影响战略选择与战争胜负的某一个因素,将之无限放大、引申,认为只此一点即胜负早定;甚至反过来,将任何战争都涉及的某些因素作为纲领,形成一种模式化的论说套路,用以考察和解释一切战争。于是,最倥偬危急、倏忽多变的战场,却似乎最具有确切无疑的走向,这未免有些吊诡。

值得欣喜的是,近年来涌现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战争史著作,不再局限于宏观战略的空泛讨论,而是力图切入中观乃至微观的层面,探讨战略制定、执行及调整的具体历史过程,考察武器、战术、阵型、训练方式的演变及其对战争胜负的影响,重视战争过程中特殊的、偶然的、非理性的因素。这些著作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框架,也颠覆了既有的诸多结论,为战争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。显然,宋著也应归入这一行列,且可视为其中的杰出代表。

宋著的主线和主体内容都围绕地理展开,其写法通常是从一地的地理形势切入,先论述其山川之险、经济资源、交通位置,间亦追溯其在战国、秦汉时期的战略地位。这种写法,乍看似乎有一种“地理决定论”的意味,即认为某地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其历代必为锁钥。但事实上,宋著呈现的是一种丰富的、动态的、多层次的地理形势,成功避开了“地理决定论”的陷阱。从宋著中可以看到,战争就本质而言是一种人事,地理在其中的意义,来源于人对地理形势的利用,而利用方式因时、因地、因人、因事而异,不可胶柱鼓瑟。正所谓“国有常众,战无常胜,地有常险,守无常势”。

同一个地区,其战略地位在不同时期往往有所升降。有昔为普通郡县而后为兵争要地者,如“皖城自春秋后期到汉末董卓之乱爆发前,只是一个普通的县邑,其军事、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,在数百年内既没有作为郡治,也未曾经历过大规模的战斗。……到了汉末三国时期,皖城被各方数次选作庐江郡治,又成为军阀集团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”(正编1151页)。即便长期作为要地,随着政局变化和战略调整,其重要性和军事部署也时有改变。如合肥,在曹魏初兴时成为扬州州治,后又为伐吴基地,兵力更增,但曹操晚年决定后撤防线,坚壁清野,以守为攻,于是合肥的战略地位不断下降,寿春则取而代之,成为扬州主将和重兵的驻地(正编《曹魏篇》第五章和第八章)。又如襄阳,在赤壁战后,曹魏因孙、刘两家的积极攻势,襄阳一度弃守,荆州主将北移宛城,及至魏末晋初,随着国力渐强,荆州都督又重镇襄阳,以此作为经略荆州的中心和平吴的基地(正编《曹魏篇》第六章)。即便一地的战略地位长期不变,但对不同势力的战略价值却差别很大。如汉中对蜀汉而言是北疆之门户,安危所系,须倾国以争,然对曹魏而言,却如同“鸡肋”(正编773-777页)。

连环画《三国演义·赤壁大战》

各处要地之间,战略地位也有轻重缓急之别。如孙吴数千里江防,杜佑缕举其要戍有十余座,王应麟进一步增广为二十二处,但宋著指出其中最重要者为濡须、沔口、江陵、西陵四处,其余皆逊此一筹(正编981-999页)。由此造成不同要地的守卫策略亦存在差异。如濡须乃吴国存亡所系,必须重兵屯驻,全力相争。而皖城则易攻难守,对吴对魏而言,都是得之未必有大利,但若入于敌手,却对己方有大害,故其策略一般是己方可以不占据,却也要坚决阻止敌方长期占据。

宋著之所以能够避开决定论的陷阱,关键在于对历史过程的精细考索与绵密论述。只要稍稍翻阅正编一书,就不难认识到这是一部无比翔实的著作。从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,作者对每一个历史细节都不容含混的态度以及不懈探究的精神。试举一例。建安十四年(209),曹操命乐进留屯襄阳,负责荆州战事,直到建安十七年调离。在此期间,乐进屡次与关羽交兵,据《三国志》乐进本传的记载,似乎乐进占据上风,但对具体的作战过程只字未提。宋著从一些蛛丝马迹入手,通过细致的考证和严谨的推理,首次还原了这一时期曹、刘荆州战局的进退情况,指出乐进本传之曲讳,合乎情理地解释了何以曹操不久将乐进调任合肥守将,且仅为张辽之副。尤为精彩的是,《三国志》仅提及乐、关二将曾在青泥相拒,再无他言,而宋著巧妙地利用《陈书》和《南史》的记载,揭示了青泥对控制汉江水道的重要意义,从而不仅得以发覆关羽在青泥战胜乐进的事实,而且推断出关羽后来进围襄、樊的关键原因(正编410-421页)。如此这般深入历史的细节,执着于还原历史的过程,不仅是规避决定论思维的有效途径,在我看来,也最合乎历史学的真谛。

正如庙算重视选将一般,宋著也十分重视个人能力及其作为对历史演进的影响。众所周知,荆州的归属是三国格局演变的一大关节,魏吴、魏蜀、蜀吴之间,都对此地进行过激烈的争夺。各方战略孰为得计,孰为失计,千古聚讼纷纭,难有定论。自来颇有一些论者批评《隆中对》提出“跨有荆益”是一项战略失策,因其忽视了孙吴对荆州的志在必得,“跨有荆益”与“外结好孙权”之间“存在着深刻的、不可调和的矛盾”(傅克辉:《论〈隆中对〉的成功和失误》,《文史哲》1986年第3期,47页)。田余庆先生曾指出:“刘备主力入蜀后,孙权不会长久容忍留在荆州的刘备势力,刘备也难于长久维持在荆州的军事存在,这是很清楚的事。”(田余庆:《〈隆中对〉再认识》,《秦汉魏晋史探微》,中华书局,2011年,181页)此言诚是。然而所谓“长久”究竟指多长时间,却根本无法量化。从建安十五年(210)刘备“借荆州”,到二十四年末(220)关羽败亡,前后凡十年,这难道一定是刘备势力能够占据荆州的上限吗?是否有可能将其延长数年?若延长数年,是否足够历史发生某些巨大的变故,使得田先生据以做出判断的前提条件也不复存在?在三国这样的乱世,这是完全有可能的。且不说官渡、赤壁、夷陵三场大战,皆是一战而天下格局随之大变,就说孙策偶然遇刺,竟让江左政权的战略规划彻底转向(续编175-178页)。历史的无尽魅力正在于此。

在宋杰先生的书中,我们可以看到,荆州局势的变化远非那般“命中注定”,而是历史的某种必然性与几位关键人物的志向、眼光、能力,以及一系列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《隆中对》为刘备谋划了“跨有荆益”的构想,而周瑜也向孙权提出了近似的战略计划,即“规定巴蜀,次取襄阳”。可见孙吴不仅早有意荆州,亦早有意益州,故以“早有意”为理由推定必然攻取,显然不足以服人。宋先生认为,从赤壁之战后的形势来看,周瑜的构想是有很大可能实现的,然不幸其猝亡,无人能膺此重任,所以这项计划亦告夭折。为专力应对曹操在扬州的威胁,孙权听从了鲁肃的建议,“借荆州”与刘备(正编1359-1379页)。而曾经也正是鲁肃,为孙权谋划“进伐刘表,竟长江所极,据而有之”的战略,这充分说明战略规划是可以改变的。假如鲁肃不死,刘备或许能够更长久地占据荆州,但不料鲁肃亦早死,于是孙权在吕蒙的劝说下,迅速改变先取徐州的计划,决定袭取荆州,“全据长江”。在刘备而言,也并非没有更多的可能性。王夫之曾提出,刘备入蜀,应留诸葛亮率赵云、张飞镇守江陵,任用关羽实为非计(《读通鉴论》卷九)。宋杰先生也赞同此说。从诸葛亮前两年镇守荆州的成绩看,从其坚持东和孙吴的一贯方针看,从其独揽蜀汉大权后所展现的治国统兵的才能看,假使命诸葛亮守荆州,形势恐怕会大不相同。诚然,刘备留孔明守荆州的可能性不大,主因是刘备长于聚人、短于用人,对诸葛亮不能充分信任,但这只能说是其性格、能力缺陷,而不足以称作历史必然性。即便是曹魏,在吴蜀争夺荆州的过程中,也未尝没有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。当吴蜀重兵对峙于夷陵时,若魏文帝听从刘晔的建议,乘虚而入,进攻江东,那么为孙权计,恐怕只能权且割荆州向蜀汉请和,以便力保江东根本基业不失。论者多批评孙吴袭取荆州,从逐鹿中原的角度看是战略失策,这或许有些苛责,因为孙吴君臣当然不可能预知以后再无这般良机,他们选择先全据长江,再徐图相机进取,也不失稳妥之法,但站在孙吴的立场上,考虑到这一举动险些导致吴国陷入蜀、魏夹攻的危殆境地(而这是任何战略家都应该明白的道理),所以称之为侥幸得志的战略冒险,恐不为过。

当然,重视个人的影响与历史的偶然性因素,并非要本末倒置,将其凌驾于历史的深刻规律与宏观趋势之上。相反,做出一些假设,思考另一种可能性,实质是对所谓历史的必然性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的检验。那些在一切合理的假设中都要遵循的道理(如锁钥的作用),以及无法避免的局面(若周瑜规取巴蜀,则魏吴南北对峙;既然三国鼎立,无论蜀汉跨有荆益,还是孙吴占据荆州,吴蜀都势必联盟抗魏,仍成南北对峙格局),才是真正的、颠扑不破的历史必然性。宋著对这两个方面恰如其分的把握,正如良将用兵,既精于庙算,又长于决机。

正师与奇略

世人对汉末三国战争史的特殊兴味和特别了解,无疑主要是受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。《三国演义》以恢弘的笔调,铺展开一幅瑰伟奇绝的史诗画卷,以高妙的笔法,刻画出众多栩栩如生的英雄豪杰,无愧乎大手笔,但此书也有两个严重的缺陷。鲁迅先生批评其“至于写人,亦颇有失,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,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”(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,87页),已经广为流传,不必赘言。而其另一个缺陷,虽然时时有人指出,却尚未引起广泛的反响和重视,那就是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,《三国演义》描写的战争场面过于荒诞不经,这实在有些“失职”。

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战争的胜负要么取决于双方大将的阵前决斗,要么取决于军师或谋士的神算妙计,总之,单凭一番奇勇或奇谋,谈笑间即可击破十万大军。《三国演义》这样写,或许是因为史书中很少有关于战争场面的正面记载,所以无从敷衍,不得不然。即便排除这些战争描写,《三国演义》依旧是一部杰作,善读书者取其精华即可,本不足深论。但事与愿违,这种荒诞的小说家言,却随着《三国演义》的广泛流传,极大地影响了普通民众对中国古代战争的认识,甚至黑白截然颠倒,反将《三国演义》奉作兵略之书。

坊间自来流传一种说法,称满洲君臣通过读《三国演义》学习兵法。此说其实早在晚清时已经出现。如清末人王嵩儒尝言:“本朝未入关之先,以翻译《三国志演义》为兵略,故极崇拜关羽。”(《掌固零拾》卷一《译书》)连魏源这样的名儒也相信此类说法,《圣武记》载:“又闻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超勇公海兰察帐下,每战辄陷阵。海公曰:‘尔将材可造,须略识古兵法。’以翻清《三国演义》授之,卒为经略,荡平三省教匪。是国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,类多得力于此。”(《圣武记》卷一三《武事余记》)末尾一句表明,魏源听说或相信有一大批满族将领都是从《三国演义》中习得兵略。如果说文人嗜奇,又未曾亲历战争,所以轻信这种传言,可是在国共内战时期,长期对战斗耳濡目染的某些人士,竟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。毛泽东曾回忆道:“那时我没有事情做,长征中坐在担架上,做什么?我看书!有人又批评我,说我凭着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孙子兵法》指挥打仗。其实《孙子兵法》当时我并没有看过;《三国演义》我看过几遍,但指挥作战时,谁还记得什么《三国演义》,统统忘了。”(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:《毛泽东年谱:1949-1976》第4卷,中央文献出版社,2013年,504页)可见以《三国演义》为兵略之书的说法,何其源远流长,根深蒂固!

自古名将,无不在实战中磨练成材,似乎没有哪个行业如战争一般忌讳纸上谈论,若说从《三国演义》荒诞的描写中,居然能学会领兵作战,则万万不可能。毛泽东已经亲自反驳了这种观点的荒谬,不待烦言。至于清人,虽然有证据显示努尔哈赤、皇太极等人的确喜读《三国演义》之类的演义小说,天聪间还曾敕令翻译(秀云:《〈三国演义〉满文翻译考述》,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·哲学社会科学版》2014年第6期),但这并非是为了学习兵略。天聪九年,皇太极曾明令:“至汉文正史之外,野史所载,如交战几合、逞施法术之语,皆系妄诞。此等书籍,传之国中,恐无知之人信以为真,当停其翻译。”(《清太宗实录》卷三二,天聪九年五月己巳)所谓“交战几合、逞施法术”,正是演义小说中的战争场面,而皇太极指出其“皆系妄诞”。顺治年间,多尔衮“着译《三国演义》,刊刻颁行”,也主要是看重该书的鉴戒作用:“览闻此书内忠臣、义贤、孝子、节妇之所思所行,则可以为鉴;又奸臣误国、恶政乱朝,可以为戒。文虽俗陋,然甚有益处。”(转引自秀云:《〈三国演义〉满文翻译考述》)事实上,《三国演义》之于武将最大的益处,即在于激励其忠勇之志,而此书情节动人,武将亦喜阅之,但完全与兵略无关。试想,若读《三国演义》果然能学得兵略,清廷焉会在天下未定之时即刊刻颁行此书?

国人对古代战争的错误认识长期难以扭转,除了因《三国演义》及其衍生的影视、游戏作品过于流行之外,还缘于能够正确还原三国战争面貌的著作久付阙如。欲消弭谬说,必先正本清源。宋杰先生的“三国战争史”二书,庶几可膺此重任。

宋著对战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做出了探讨。首先,一国总体的战略方针如何,以攻为主,抑或以守为正?战略重心何在,面对多个敌人,如何区分轻重缓急?其次,具体的作战部署如何。若守御,设置哪些要塞?如何建立纵深防御体系?战区如何设置?兵力如何部署?从何处调动援军?若进攻,则兵分几路?孰为主力,孰为偏师,兵力如何分配?各路行军路线为何,进攻目标为何,如何相互协调配合?粮饷如何转运?侧后方如何保护?凡此种种,宋著都做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和清晰明确的论述,并以这些问题串联起一次次具体的战役,使数十年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南征北伐,顿时显得井井有条。熟读此二编,三国兵争的梗概便可了然于胸。

宋著在战略格局上化繁为简的同时,还成功地呈现出战争的复杂性和系统性。譬如身为一方主将,绝不仅仅要在短暂的战时指挥作战,更要在平日注重抚安境内,修缮城池,整治战具,训练士卒,屯田积谷,刺探敌情,赏罚明信,立威布德。这些平日的作为,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由。汉末三国时期,刘馥在扬州的治理,陈登在广陵的经营,羊祜在荆州的经略,都堪称典范。相比之下,关羽颇有将略,但终为一介武夫,故其镇守荆州期间,虽一时攻势强劲,而终不免败亡。《三国演义》对关羽倾注了大量的笔墨,而宋著则用不小的篇幅论述了刘、陈、羊的作为,恰可纠《演义》之偏颇。

略感遗憾的是,或许因限于主题,宋著对三国战争的战术较少涉及。而战术不仅是详细了解三国战争情景不可或缺的一环,也是探讨某些战略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。三国鼎立之后,诸葛亮屡屡倾力北伐,而孙权对曹魏则多为试探性进攻,进取之志似乎相去甚远。这恐怕不仅仅如论者所言,“孔明真有用蜀以争天下之心”(胡三省语),孙权则满足于“限江自保”而已,大概还与吴、蜀军队的陆战能力有关。汉末三国时期,骑兵冲击战术进一步强化,骑兵战斗力逐渐超过步兵。曹魏由于邻接北方草原,易获得战马,所以骑兵建设与使用都领先于吴、蜀。李硕先生曾特别批评蜀汉君臣战术思想严重落后,不重视使用骑兵,认为是其积弱的重要原因(李硕:《南北战争三百年:中国4-6世纪的军事政权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7年,71-74页)。但从实际战斗力来看,诸葛亮军除了首次北伐失利于街亭,此后野战再未败于魏军,以致司马懿握有优势兵力,却“畏蜀如虎”,不敢与诸葛亮决战;而反观孙权,亦轻易不敢与魏军陆战,青龙元年(233),孙权率军攻合肥,因其新城远水,竟然“积二十日不敢下船”,可谓“惧魏如虎”。那么,诸葛亮究竟利用了何种战术、阵法和兵器,有效地克制了曹魏骑兵?因史料缺乏,这个谜题恐怕难以找到直接的证据,但如何以步兵克制骑兵,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超越时代和文明界限的普遍话题,所以或许能够通过博观找到一些旁证。

总之,欲知三国战争的面貌,不可全信《三国演义》,更应读宋著。宋著的问世,必将使世人对三国战争的讨论上升到新的高度,也有望逐渐改变大众对古代战争的认知。如果说《三国演义》描绘的史诗画卷,以瑰伟奇绝吸引了无数读者驻足,而宋著则为其加上了淳朴厚重的正史底色,两者相得益彰,使“人间一股英雄气”更加荡气回肠。正如良将用兵,既善出正师,又多用奇略,两相结合,方能战无不胜。

张赟冰

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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